再見，保利！？ “1993年底，就是在這里，我演出了《半夢》，由我的母校解放軍藝術學院主辦……我像是回家了。”這是金星在演出開場前的一段介紹。隨后，金星的即興主持變成了“脫口秀”。“不可思議的是，這臺現代舞晚會竟然是由部隊系統來主辦的”。可不是嗎？不知道那算不算改革開放后在北京面向公眾舉辦的第一臺本土化的現代舞晚會！畢竟這之前號稱“藍通現代舞團”的還只是北京舞蹈學院的現代舞大專班，該班畢業后，大多數成為北京現代舞團的創團舞者，算是北京現代舞團的“前身”。 有一剎我那像是穿越回了20年前的現場。20年前，金星除了擔任編導、舞者之外，還擔任了整場晚會的中英文畫外音報幕，對像我這樣一個學舞蹈的大學生而言，一切都非常地新鮮。我甚至還保存了當時的節目單。那時，年輕帥氣的他目光很專注，眼神卻很柔和，讓人印象深刻。 如今的金星早已脫胎換骨，遠遠地站在舞臺中央，她就是一個自信干練的優雅女人。 “對我來說，保利是最好，最有氣場的劇院。”看得出來，金星對保利很有感情，無論是“衣錦還鄉”時的《半夢》，還是1996年2月以藝術總監的身份帶領北京現代舞團在這里上演《紅與黑》，保利見證了許多有關中國現代舞的“起步”。 曾經的“桃李杯”金獎、現代舞“海歸”、性別轉換……金星對當時的“北現”而言的確是一個“符號”，有人甚至因為想去看金星，才走進了現代舞的劇場。一次去北現看排練，在和朋友的閑聊中，年輕不經世事的我無意識地將“北現”稱為“金星現代舞團”，沒想到被一個文化官員聽到了，很嚴肅地糾正了我一時的口誤，回應說“北京現代舞團是文化局的”。藝術總監本就是舞團的靈魂人物，管理上金星似乎也是“頭兒”，我沒想到那個官員的反映如此之大，后來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北現”還只是設置在北京市歌舞團下面的事業單位編制。直到2006年11月，北京現代舞團在民政局登記注冊，完成了改制，才真正成為一家“民辦非企業單位”，當然此時和金星早已沒有關系了。 疲于行政管理的金星于1998年辭職。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在體制內太能干，太搶風頭了，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第二年，金星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一家民營現代舞團——金星舞蹈團。在中國內地，金星果真成了脫離體制的“第一個吃螃蟹”的現代舞人。雖然難以取得與國有歌舞團團同樣的優待，但依然執著堅持。 “非營利”性質的現代舞天生注定不是文化產業，但是它又不是“喜聞樂見”的公共文化事業，特立獨行的品質造成了自身的尷尬處境，國際主流藝術在中國就貧困地“活”在了邊緣。由于在國內民間資助體系尚不完備，大型企業的商業贊助依然尋求短平快的廣告效果，尚未有像世界知名企業的定期資助藝術的計劃……“靠國外的表演才生存得下去”！這就成了目前官辦或民營的現代舞團隊共同的、無奈的、真實的話語。國際演出竟然是當前中國現代舞和現代舞人生存的基石。如果說，另一位現代舞翹楚，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廣東現代舞團、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的核心人物曹誠淵，主要憑借“家族生意”來供養現代舞的話，金星近年則是靠她現代舞之外的個人影響力。 “中國的劇院就像一個收租的場所”！抒發完對保利戀戀不舍的情感后，金星坦露了它的心聲。“12萬元的場租對于我來說，一咬牙一跺腳可以租下來，但問題是12萬元租來的只是一個空殼”。據主辦單位稱，“這兩場節目將是金星訣別北京保利劇院的絕版演出！” 在中國基本不存在私人擁有產權的劇場，區別在于產權歸屬于不同級別的政府，是事業單位或是企業，是全額撥款或是差額撥款，是自收自支抑或長期租約。“國有劇場根本沒有服務意識！”這并非是聳人聽聞，我常常聽到這樣的抱怨。既然大都是納稅人供養的劇場，如何為納稅人服務，提供全方位的文化藝術作品，的確是一個迄今都不能令各方滿意的問題。2008年后，各種自建的民營劇場雨后春筍般涌現，這個問題有了緩解的跡象，不過并未得到根本上解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 “零演出費用、零場租”、“免費演出”、“劇場劇團共擔風險”、“自建劇場”、“場團合一”等……都各種模式仍處于摸索階段。 如果說，現代舞對金星個人而言是一種精神家園的話，在中國做獨立現代舞的意義更大，因為它體現了現代舞在中國的一種“存在”。從無到有，從有到多，盡管這個過程十分緩慢，但終究在改變。希望金星有一天能重回保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