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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懷民《高處眼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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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怎么走上這條路的？

　　從五歲那年看《紅菱艷》中了邪開始跳起來？從十五歲在臺中體育館看荷西・李蒙把手伸得高高演出《奧賽羅》，發憤要當個舞者？還是二十三歲在葛蘭姆學校流汗挨罵，才決心做出一番事業給那個日本老師看……

　　云門五年，我被迫長大并成熟

　　“跳舞不是你唯一的出路，既然要干，就得全力以赴，臺灣不必多一個玩票的舞者，希望云門能讓自己驕傲，讓社會振奮。”然而，躺在床上架構空中樓閣，下筆千言暢述理想，甚至站在眾人之前高聲疾呼是容易的。真正“起而行”，才知道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把自己風雨無阻地天天帶到練舞所就是一項挑戰。要求舞者把腿拉直、拉高對自己和舞者都是毅力與耐心的考驗。絞盡腦汁，找材料，構思新作，請作曲家寫曲，找音樂家把曲子演奏出來。然后才能一小節、一小節地把舞編出來。編好了，練了再練，練到舞者開始恨自己的時候，一個作品才略略成形。然后是服裝、道具、燈光、場地、票務……由于劇場尚未專業化，一切必須自己摸索解決。一場演出往往是一年，或者兩三年的血汗。一季演出結束，痛定思痛，往往兩種念頭一齊襲上心頭：“下次不干了！”以及“下次要演什么？”……

　　即使不演出，工作一樣持續著。每到月底，義務處理賬務的王連枝就會來找我，下周發薪，還差一點兒。她伸出兩根指頭。“兩千？”她搖搖頭，“兩萬！”凌晨兩點，吳興國打電話把我叫醒：“林老師，我胃痛得不得了。”我披衣外出，接了他敲開醫院的大門。七點半，我趕交通車到大學去上課。短短的時間里，我由背包包游歐洲的學生變成一個老師，變成舞團的負責人，被強迫著長大。

　　云門五年，面對挑戰之余，我已被訓練得不知冷熱，不知疼痛。肉體承擔著一切壓力，我閉起眼不去看它。戲，必須演下去。每當混亂結束，一切就緒，只待幕起之時，我已筋疲力竭。我憎恨上臺。即使盡了全力，個人的演出總是不如理想。散場之后，我往往由后臺跳窗而去，怕見舞臺入口等待的觀眾朋友。回到家，就得收起感傷與悔恨，強迫自己睡覺：明天還有許多工作。承受無數人的關切與協助，云門是一列不許拋錨的火車。

　　我曾想下車。一九七五年秋天，兩度出國公演之后，我決定下車。累了，編不出新舞，找不到錢，我宣布云門解散，關起門來，一個人喝酒，那時才知道什么是精神崩潰……

　　然而，舞者們一個個回來了。午夜，俞大綱先生來電話找我去談話。“如果京劇一定要僵化，消逝，我絕不惋惜。可是，云門是一個新的開始。不能剛開始就放棄。剛開始不順利、不成熟是必然的，你還年輕，只要堅持下去，吃再大的苦頭，總會看得到它成熟，總會得到安慰。我年紀一大把，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還是愿意盡我的力量來鼓舞你們……你不許關門！”

　　一個冬天的夜晚，我在電視公司遇到蔡瑞月先生。錄影八點開始，她七點就到，仔細化妝，耐心等待，等到十二點才上鏡頭，錄完影已是凌晨一點半。望著那靜坐的身影，我想起幼年在《學友雜志》讀到有關于她的介紹。我第一次知道，《紅菱艷》之外，中國人也跳舞。中學時代看她的表演會，我第一次知道，中國男孩子也可以跳舞。三十年前，舞蹈環境還比今天惡劣，三十年的舞蹈生涯，一路是何等的風景！蔡先生卻沉住氣訓練了一代又一代的舞者。三十年后，她依然充滿敬業精神地把頭抬得高高，靜靜等待上場。我忍不住上前傾訴自己的敬意與感動。我說：“如果沒有蔡先生這樣的舞蹈老師，今天不會有年青一代的舞者，不會有云門舞集。”蔡先生顯然吃了一驚。她愕了一下，然后，很簡單，很誠懇，也很肯定地答道：“還是會有的，只是會慢一點。”

　　一夜不眠之后，我去拜訪僅有一面之緣的葉公超先生。葉先生在五分鐘內答應出面召集云門的基金會。云門終于有了一筆為數不大卻足以解饑救急的周轉金。史惟亮先生也雪中送炭地重寫了《小鼓手》。前年春天，云門東山再起，與小大鵬在藝術館攜手演出。《小鼓手》為云門開拓了《吳鳳》、《看海的日子》這片寬廣的大地。

　　去年春天，史惟亮先生病逝榮總。從醫院出來，我一路號啕。哭史先生的壯志未酬，也哭自己的脆弱無能。

　　五月初的清晨，我打電話給俞大綱先生，請教一些唐詩的問題。辦公室接電話的小姐，慌亂地、語無倫次地答道：“你要找俞先生，到臺大醫院太平間，快去！”這一回，我哭不出來了，只告訴自己，要長大，要成熟，要肩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