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人性與心理視角 《霾》是迄今為止王媛媛最具國際性的一部作品，也標志著編導從主體情感世界走向他者心靈世界的一部作品，這之后，媛媛幾乎每部作品都交織著社會、人性與心理視角。 這部作品創作于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際，作品在結構上雖有一些意象，卻沒有具體的指向。作品有三個篇章《燈》、《城》、《岸》，分別象征著一線希望的生命微光，困頓的都市迷惘以及未知的彼岸世界。舞臺是由彈性十足的海綿墊鋪成的，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舞者的重心動勢幾乎崩潰，需要重新調試，才能配合這個環境。伴隨躁動不安的音樂，他們在海綿上緊張地追逐、奔跑、摔倒、彈跳、翻滾、深陷、躍起、墜落……不斷嘗試向彼岸盲目挺近，直至精疲力竭。海綿墊很有欺騙性，它好似沒有危險，比較柔軟，跌倒也不至于讓人立刻受傷，但是它卻不能給人腳踏實地的自信，還消磨人的意志，讓人沉淪，使人麻痹。舞者們群體性的試探著自己，也試探著他人，他們一直建構著動作的質感，試圖在其中保持生命的尊嚴。其間，有人似乎抵達過岸的邊緣，但這張網又把他們拉拽回來。到最后，人們因為疲憊而靜默的一刻，卻發現竟然能在海綿墊上安穩地站立了。微光雖越來越遠，而且可見可感的塵埃從天而降，但內心已經足夠強大，便無所畏懼。 2011年以來，隨著PM2.5這些原本深奧的術語屢屢見諸各類媒體，對于“霾”的憂慮使普通百姓一次次收到沖擊。無論是現實空氣，還是心理空間，“霾”都是不可見的，但又是無處不在的。由于近年彌漫全球的經濟危機、核危機，以及霾危機變成了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這部作品的解讀空間日益放大。 2011年“霾”成了社會話題，當然不是因為先知先覺的同名舞作，而是人們的警醒，因為它已經危及到了人的基本生存權利。不過當年，還有一個頗有影響力的社會話題卻是因為一個舞作引發的，即王媛媛受香港藝術節委約創作的舞劇《金瓶梅》。 這個題材讓我想到了莎樂美這個人物，圣經故事的，文學的，電影的，舞劇的，都不一樣，主創的自我解讀很關鍵，與其選擇性的記憶相關。作品以潘金蓮作為敘述視角，從她對武松的情欲和對西門慶的肉欲展開，武松、武大、西門慶、李瓶兒與龐春梅等人物相繼登上舞臺。王媛媛的這部作品并沒有走不少前輩為潘金蓮正名的路數，她反思的是一種社會物欲橫流的“末世風光”中的兩性關系和人性變異，帶有一定的女性主義色彩。女性的自覺意識也體現為她怎樣對待她的身體。女性的身體本身是值得尊重的，而不僅僅是生殖意義，但被欲望捕獲的身體必然導致覆滅。無論生者，死者，都在最后奏響的《大悲咒》里尋求救贖。值得一提的是，在演出推廣過程中，作品被遭遇了“禁演”事件。一年后，作品更名為《蓮》在北大百年講堂正式上演。什么時候我們的社會能坦然接受這樣的題材，性別平等才能真正實現吧。 2012年底，王媛媛推出了她的新作《野草》。將魯迅先生的同名短篇散文集搬上舞臺算是一次很大的挑戰。魯迅的每一篇作品都有豐富而深邃的解讀空間，抽象而極具隱喻色彩的《野草》字字珠璣，與現代舞的氣質非常相通。媛媛想借用魯迅此篇象征主義文學題辭來表達與之同樣的內心感受：“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王媛媛的闡釋并不能直接將其意象“舞臺視覺化”，而必須代表著主創者對原作的理解。作品分為三個部分，《死火》、《影的告別》、《極地之舞》，是她對“生存意識”的一次大膽剖析，充滿了想象力，也投射到我們每個人的意識中。生命雖弱小，但也不能茍活，哪怕會碰到陌生的環境，會陷入自己的習慣范式，會面對未知的恐懼……為曾經這樣的活著而大歡喜。 2013年底在北京天橋劇場，北京當代芭蕾舞團迎來了五周年特別舞劇作品《夜宴》，這是舞團核心人物王媛媛及其當代藝術家精英團隊對于“哈姆雷特”當下意義的解讀。舞劇大膽使用了馮小剛電影的原名，雖說圓滿了王媛媛始終想把《夜宴》搬上舞臺的 “情結”，而且還具有較高的市場識別度，但作為馮導電影中最有爭議的一部影片，延用原名還是有一定風險。如果沒有強大的自信，編導是難以做出這樣一個選擇的。舞劇《夜宴》并非是戲劇或電影的“3D打印機”，去進行文字或畫面的舞臺復制。 暴風驟雨般的狂躁音效中，王子因復仇而產生的夢魘展現在面前，在夢中，那個哈姆雷特式的天問得到了一個毀滅般的解答。難以承載現實困境的哈姆雷特沒有選擇復仇，而是選擇了死亡求解脫。然而，編導卻賦予這死亡以重生。舞劇的結尾便是這死亡的升華。群舞的角色身份不再是群臣，也不再是群靈，他們可以是如你我一般的當代人。褪去了王子外衣的真身緩緩站在舞臺前，眾人為這個鮮活的“人”獻上花束，既代表了為哈姆雷特所有的至親亡魂獻上祭奠，也為了今人獻給劇中完成了自我救贖后的“哈姆雷特”。“放下”是一種釋然，“寬恕”更是一種情懷。就像剛剛離世的當代人類精神領袖曼德拉所言所行，如果不能放棄仇恨，即便身體走出牢獄，心靈仍會陷入囹圄。 結語 2014年王媛媛將攜《野草》再次登臨紐約BAM“下一波藝術節”。突然想起一個比喻，俄裔美籍芭蕾大師巴蘭欽把自己比做“土豆”，在美國還沒有理想芭蕾推廣條件時，他卻提升了百老匯的音樂劇舞蹈藝術品位。他說，自己是土豆，在哪里都能生長。王媛媛把自己喻為“野草”，可隨處生長，也無家可歸。 人活著不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是一次次的蛻變，這種經歷猶如涅槃。現代舞就像一株野草，一不小心落到了大花園里，只能“在相對的孤立中完善自己”。 本文發表于《文化月刊》2014年 2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