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五六月份是論文答辯季，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舞蹈”自從成為“舞蹈學”研究對象而拓展出了大學、研究生、教授導師研究員后，這“年關”是必須過，要讓學術推動和考量藝術。 論文答辯要有題目和關鍵詞，使用頻率最高之一的便是“中國民族民間舞”。關于這一稱謂，其實已有了兩論——分別是《中國民間舞的守望》（《舞蹈》2006.2）和《韓國太妃落花溪——再談“中國民族民間舞”的稱謂》（《舞蹈研究》2007.4），現在又來三論，啰嗦了。可不啰嗦清楚還真不行：一位研究“中國民族民間舞教學”的研究生在論文中忽而“民間”，忽而“民族”、忽而“民族民間”，到頭來死活說不清其標題的學術內涵與外延，急得直哭。說不清的東西肯定也跳不明白，藝術上亮出“中國民族民間舞”名片的蒙古族《珠嵐舞》，怎么看怎么像復活的元代宮廷《十六天魔舞》，不說姿勢動作，光那服飾道具的行頭，民間就是砸鍋賣鐵也置不起，可它又不敢昂首稱“蒙古族古典舞”…… 無論學術還是藝術，中國舞蹈界都有一桿獵獵招展的大旗——“存在即合理”：管它說清說不清，既然北京舞蹈學院和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都掛著“中國民族民間舞系”的牌子，既然 “荷花獎”都命名為“中國民族民間舞比賽”，還能不合理嗎？魯迅先生《狂人日記》有言：“從來如此便對嗎？”這種批判和探索精神時下已基本“流產和斷種”，所以我們只是把“存在即合理”的話補全來說事——那是黑格爾說的“合乎理性的存在即合理”。“理性”有經濟理性、政治理性、哲理、法理等，對舞蹈而言，當以藝術理性為先。大約是孤陋寡聞，還真的沒怎么見過關于“中國民族民間舞”藝術理性思辨的闡釋。 為了安慰那位流淚的研究生，一位理論老師很不確定地吐露出了一種似乎權威的說法：“中國民族民間舞”就是“中國少數民族舞蹈和漢族民間舞”的綜合稱謂。仔細回憶，相似的說法可能還有吳曉邦先生當初《舞蹈分類學芻議》中提到的“……我們目前中國古典舞、民間舞、各少數民族舞蹈、芭蕾舞、現代舞的各自分類……”（吳曉邦《舞論文集》，15頁，中國舞蹈出版社，1989年）。這種闡釋在概念的外延上似乎沒問題，可聽起來總覺得別扭——問題出在了概念內涵的混沌。 中國有56個民族，許多民族都有自己“大傳統”的古典舞和“小傳統”的民間舞，可謂“中國各民族舞蹈”，算做A。A中包含著中國各民族中許多民族的古典舞，像已消失的彝族《南詔奉圣樂》，公元802年在長安展示過；又像青海玉海藏族寺廟古典舞中仍存活著的《格薩爾王》、《僧舞》和清代滿族留下的《禮儀舞》，與漢族復活的《秦王破陣樂》、《祭孔舞》和《霓裳羽衣舞》一樣。它們算做A1。A中還包括中國各民族中的民間舞，它們同屬二級概念，并列著像藏族的果諧、維吾爾族的刀郎、蒙古族的“筷子舞”、朝鮮族的“農樂舞”和漢族“北方的秧歌南方的燈”等。它們算做A2。其等式是A= A1+ A2。現在讓56個民族中的55個少數民族的許多古典舞和民間舞與一個漢民族中的民間舞并列，顯然有違XA1+55A2＞A2（設X＞1）最簡單的語法和邏輯關系。 此外，“少數民族舞蹈”字樣而今多改用“各民族舞蹈”了。本來嘛，國家無大小，民族也不能按人口多少來排列文化藝術（包括舞蹈）的高下。1985年12月2日，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學術巨擎在致中央領導的信里寫道：“我們今天談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等等，如果不把其他兄弟民族，首先是藏族的哲學和佛教搞清楚，能稱得起是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嗎？”（《光明日報》，2011.5.26。）即便生存環境和經濟狀況不佳，按照馬克思“經濟發展與藝術發展不平衡規律”，少數民族的舞蹈藝術也未必低下。就拿中國民間舞來講，漢族民間舞的種類未必有藏族民間舞豐富多彩，怎么好傲視群雄，以一當“五十五”。 吳曉邦先生《舞蹈分類學芻議》的動機非常明確——“如果不按種類分清，那么基本理論就無法進行下去”（同前）。可惜，后來的“基本理論”并未踏踏實實做好。像中國古典舞，老早就被“誰見過活的古典舞”和“以古典舞的名義”弄蒙了，人人都去“創新”古典舞。所以，即使親眼見到青海玉樹活的古典舞，也只能視而不見；真的把孫穎老師從漢畫像磚石中激活的《相和歌》放進CCTV比賽，也只能在35個群舞中給它排名32。又像學院中的中國民間舞，也是被纏夾不清的“原生態”等概念搞糊涂。當我們把這個植物學的術語轟轟烈烈地全部饋贈給作品形態的舞臺民間舞《云南映象》時，此后的中國民間舞“非遺”保護運動就不知用什么“生態”概念了——也許可以用“原原生態”？凡此種種，不幸被吳曉邦先生言中。 任何理論體系都是開放的，一旦封閉它便死亡。理論來自實踐，回過頭來又指導實踐。理論弄亂了，實踐也會跟著亂。還是說中國民間舞，《云南映象》被冠以“原生態”后，許多生活形態的“非遺”民間舞紛紛打扮成作品形態涌向舞臺。這在中國民間舞的舞臺實踐上沒問題，可問題都留給了與生活同在的原生民間舞，致使它們在迅速地變異和瓦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理論家們又拋出了“衍生態”的桂冠戴在了《云南響聲》頭上，結果又讓致力于作品形態民間舞的編導們一頭霧水：這“衍生態”舞蹈咋整啊…… 同樣是為了安慰那位研究生，在座的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的桑姆老師用了反戈一擊的方式：“全是你們舞蹈理論家搞亂的！”桑姆老師是搞教學實踐的，從1962年一直到2002年，花了四十年的時間才做出了一個“藏族舞蹈女班教材”。她所以憤激，是因為某些中國舞蹈理論實在髦得合時，讓人暈菜：前天還死守“不分舞種”陣地的理論家們，昨天吹響了“原生態”的集結號，在今天就沖上了“衍生態”的新高地……這些與時俱進的行為更像“舞蹈活動家”們做的事。 前些日子，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各民族的代表都有，都是搞“中國民間音樂”、“中國民間美術”、“中國民間戲曲”的，當然還有搞“中國民間舞蹈”的，全在中國民間草根藝術的范疇中。由此又想到了北京舞蹈學院羅雄巖老師一版再版卻不改稱謂的專著《中國民間舞蹈文化》，想到了許淑瑛老師一說再說而不加贅語的“中國民間舞元素教學法”（她生前最后的講座題目依舊是《中國民間舞元素化教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想到了田露和于曉雪《學院派民間舞如何走上舞臺》、《中國民間舞表演的個性風格》專題講座……雖然他們有的論述生活形態的中國民間舞，有的論述規訓形態的中國民間舞，有的論述作品形態的中國民間舞，但他們的共同點都是不沾不粘、清清爽爽地使用了“中國民間舞”之稱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