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氐羌族群”的羌族，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創造了豐富燦爛的物質財富與精神文明。今日的羌族是在戰國末年至秦漢年間，由甘肅南部遷入岷江上游地區的。從地勢上看，這一地區正好處于中國地理的第一階梯與第二階梯的交接處，地形上恰好是青藏高原與成都平原的過渡地帶，岷江谷地正是將兩者銜接起來的通道。這樣的地理位置促使這一地區自古以來就成為游牧文化南下，農耕文化北進的文化交匯之所，也是多民族的交匯之處，為該地區文化間的交融提供了有利條件。該地區民族雜居的情況由來已久，從《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冉隴夷者武帝所開…其中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的記載即可見一斑。今天，四川羌族地區（主要集中在阿壩州）依然保持羌、藏、漢、回等多民族雜居。根據州志記載，截至2003年底，阿壩州總人口85萬，其中藏族約占51.8%，漢族約占27%，羌族約占18%，回族約占3%，其它民族約占0.2%。 多民族雜居促使他們在經濟、文化、習俗等方面相互交融適應，在受到非本民族文化影響的同時，也相互包容影響著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同中有異、各具特色的文化類型，且多種民族文化和諧共存。其中，羌族歌舞藝術較好的保留著羌族先民的文化習俗與樂舞技藝。從今日岷江上游的羌族傳統民間舞蹈中，依然能發現諸多古羌人所創造的農牧文化、民風民俗以及不同時期文化的遺存，故這些傳統歌舞形態對傳承抑或認識羌族文化均彌足珍貴。 羌族文化中包含著若干融而未化的其他民族文化，不同的文化在長期交鋒中逐漸適應并沉淀下來，成就了今天羌族文化的多元化特征。羌族文化的這種兼收并蓄主要體現在漢文化、藏文化對它的影響方面。在這種文化間的交融與適應中，羌族文化并非是單方面的接納，而是形成相互間的一種兼容并蓄的互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存異的文化特點。 一、多元民族文化滲透中的羌族歌舞 在羌族歌舞方面，整體上呈現為兼收并蓄的對外來文化進行著改造利用。在羌族山歌、唱詞中也有明顯的表現，許多山歌的歌詞已采用漢語來表達，只有一些勞動號子多以羌語演唱，且保留較多的羌族演唱傳統。而近些年來新創作的許多歌曲多采用漢語來演唱，在歌曲內容上也受到漢族、藏族文化的影響，如山歌里唱到用酥油梳頭，這是藏區普遍保留的風俗，而山歌中對于梳子的形容又是漢式的“龍擺尾、梅花尖”，歌曲中帶有著漢族、藏族文化的成分，但歌曲所反映的主要內容仍是以羌族人的現實生活為主，體現出多種文化交融、適應的狀況。雖帶有其他民族文化的印記，但融而未化，占主要位置的仍是羌族的傳統文化。在舞蹈方面，對于羌族人自娛自樂的圓圈歌舞形式，目前存在羌族鍋莊的稱謂，無論是漢族還是藏族首先使用這樣的稱謂，單以“鍋莊”這種將普遍用于對藏族舞蹈的稱謂來給羌族舞蹈冠名，總也推脫不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 另外，羌區各地的薩朗舞蹈均帶有著不同的地域特色。對于羌族長期生存的地理環境及人文環境來說，正如王明珂與李亦園所指出的，“漢藏之間”的區域特征又或是“族群緩沖地帶”，“生活在該地帶的羌族，相較于漢族與藏族屬于弱小族群，羌族實際上充當著夾在漢、藏兩族之間的緩沖與過渡的作用。”因為長期比鄰而居的是比自己強大的漢族和藏族，歷史上就受到來自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從而推動著其舞蹈文化間的相互吸收與交融。這也使得羌族薩朗舞蹈具有豐富的地域性特色，所表現出來的同一類型的舞蹈在外部形態、動律、舞蹈風貌等方面更為豐富多彩。 由于羌區許多村寨長期與其他民族生活地區相接壤，長期受到來自漢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雙重影響。例如理縣，歷史上建制很早，“從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少數民族的重要據點，其治所常在薛城、通化一帶。清代改土歸流后，設立不少屯官代替從前的土司，九子屯就是這種特殊文化交融的代表，那里的屯官是嘉絨人楊氏，而屯民則是羌族，但他們都要聽命于清朝廷。”[3]藏族、羌族文化以及屯兵文化在這一地區得到很大程度的混融，這種文化上的混融也對這一地區的羌族歌舞文化產生較大的影響。自漢代以來理縣就受到中原王朝的管轄，讀書做官的思想對羌族人的影響很大，加之使用漢語的情況日漸增多，不少羌族上層很早就從漢區請了先生辦私塾。目前羌族村寨中的老一輩男性，有不少都上過私塾和后來的國民小學。因此，或多或少的受到漢族文化、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儒家思想中男女授受不親的理念作用下，舞蹈中女子會出現害羞掩面的舞蹈動作。 再從民族分布上看，理縣地區的羌族村寨主要分布在甘堡以東，西邊便是嘉絨藏族的居住地，在薛城、通化一帶藏族、羌族居住的距離十分近，往往是羌族村子旁邊緊挨著就是藏族寨子，在空間分布上的緊密促進了這一地區文化的交融，不同民族間通婚的情況就比較普遍。藏族、羌族文化以及屯兵文化在理縣地區得到很大程度的混融，這種文化上的混融也對該地區的羌族在審美心理、歌舞形態等方面產生了較大影響。 長期受到周邊不同民族文化、習俗、歌舞的影響，羌族舞蹈不斷進行著融合與適應，那些早已融于骨血的羌族傳統民族舞蹈風貌、氣節，與外來文化進行著部分的融合，是“融而未化、和而不同”的適應，并在保留與適應中形成了羌族各區域間色彩繽紛、各不相同的舞蹈風貌。即使同一類型的舞蹈在羌族各村寨間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性，對羌族自娛性的圓圈舞蹈的外部形態可大致分為：以茂縣地區為代表的“薩朗”舞蹈、汶川地區的“席布蹴”、理縣地區的“呦初步”這三大類。 從舞蹈姿態上看：茂縣地區的可概括為高位舞蹈，在舞蹈時身體直立挺拔，上身動作幅度變化小，幾乎沒有上身彎曲向下的動作；理縣的此類舞蹈，可概括為低位舞蹈，在舞蹈時多為膝部彎曲向下的動作，甚至單膝彎曲到能與地面接觸，且上身向前壓低的姿態動作多，也會有很多向下運動的動作。 從胯部動作看：茂縣地區的此類舞蹈在舞動中胯部的頂出、擺動、甩動等常與腳下步伐緊密結合；理縣的舞蹈中胯部橫擺的動作較多見，胯部的動作也常與手臂動作配合，即手往哪里運動，胯就同時往哪個方向擺動，手胯運動方向、力度較統一。茂縣胯部的頂出、擺動、甩動等重心皆高，即在身體直立的狀態下進行胯部的運動。理縣與汶川的此類舞蹈的胯部運動常在重心壓低時進行，體態上均呈現向下“坐”的狀態，在理縣“坐”多表現為直線或斜線的運動，且以向下顫動較多，胯的擺動為左右橫擺常見；而汶川向下動作的運動路線則多呈現為胯部走下弧線，在胯部做下弧線運動時袍子往往會輕掃一下地面，隨即提離地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