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與詩 王曉藍（美國） 1965年，我從臺灣來到美國。從那時開始，美國詩人，后來成為我繼父的保羅·安格爾 （Paul Engle）在我的生活和舞蹈藝術的成長中，給予我深遠的影響。他代替了我從小就不認識的父親。 當年，在美國中西部的愛荷華城的初中里，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的東方人只有兩位，另外一位在美國出生，只有我一個人不會說英文。跟其他人的長相不同，四周圍環境的陌生，加上語言的隔膜，我感到強烈的與眾不同。1965年秋天，安格爾先生（剛開始，我和姐姐叫他“Mr. Engle”，他跟母親結婚之后，我們叫他“老爹”）送我去離家不遠的初中上學。甚至課堂的桌椅也和我以往所熟悉的不同，我乖乖地坐在教室的椅子上，他站在教室門口，不斷望著我，這是我的定心丸。第一堂課是科學，一位帶了副眼鏡、灰頭發、背部微弓的男老師出現在課堂的門口，安格爾先生跟他說了幾句話，朝我招了招手，那老師望了我一眼，我的眼淚突然簌簌地流下。在那一刻，我感到這美國人比我的親身父親還了解我這個東方女孩。 從他那兒，我學到了很多。他讓我了解他那一代的美國人如何墾荒，開辟了文藝的新世界。他是一本充滿了知識的“百科全書”。在他的行為中我看到一位美國人對人類的關懷。從他那兒我看到什么是具有理想的洞察力與實踐。他和母親，作家聶華苓，把世界帶到我的身邊。家中的客廳就是世界文化藝術的樂園。中國作家丁玲稱呼他“中國的女婿”。我聽林懷民提過的“愛荷華精神”，就是指老爹。多年前我們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到死亡，他告訴我偉大的德國詩人，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吐出的最后一個字是“光”。他是德國移民到美國的第三代人。母親選了他詩中的一行，刻在他墓碑上：“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發光”（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1978年，“文革”之后，我與父母和姐姐王曉薇第一次來到中國。我在北京中央芭蕾舞團作第一次現代舞示范，那是我在中國教的第一堂現代舞課，有老爹和母親的陪伴。上世紀80年代初，在上海，老爹放棄見作家和游覽的安排，陪著我去上海歌劇舞劇院教課。那時，中國對現代舞非常陌生，父母的陪伴，不僅為我壯膽，我也很重視他們對我舞蹈藝術的反應，尤其要知道老爹的意見。他是美國總統聘任的國家藝術委員會創始委員，了解美國的藝術，也了解我。 老爹隨時隨地帶著紙和筆。他是個不斷思考的人，隨時記筆記，靈感會突然的出現。我們經常談舞，談詩。有一天，他興奮地對我說：“我在寫捷克的布拉格，寫了一句詩‘黑色對這個地方是太淡的顏色。’（Black is too light of a color for this place。）你認為如何？”我反應：“哇！你怎么能夠再寫第二句？”從這一句詩中，我看到了結構，體會到文字的對比：“黑”與“淡”所產生的強度。這轉而成為我編舞上的一個觀點。 現代舞不僅是創新，它是一塊能吸水的海綿，從各種知識里吸取水份。我的藝術成長中，喝了詩的水。 我用他的詩編過兩支舞：《門》和《生命——在不移動的空氣中舞動》。他過世的前一年，1990年，愛荷華教育電視臺制作了我們合作的一小時節目《舞與詩》。 1989年10月，臺北漢藝出版《舞的意象》（Images of Dance），中英對照，是老爹在中國看我教課示范，而為我寫的一組詩，香港詩人古蒼梧翻譯。在前言中他寫道：“……一種藝術能形容并揭示另一種藝術么？詩，這些印出來的、無聲不動的詩能表露舞者那種細膩、力量、韻律和優美么？……為什么我選擇緊湊而整齊的詩的形式來表達我對曉藍的舞蹈的感受呢？我需要用同樣的緊湊來控制我的詩，正如同她創造她自己的舞蹈藝術形式……” 當我讀到這組詩的時候，我很驚訝；這位詩人看到的我的舞，比我要大，比舞要廣；他看到的舞者是地球上充滿生命力的生物。他生前把這組詩作為禮物送給我這東方女兒，這禮物成為我一生永無止境的對藝術追尋的“辭典”。 幾個星期前，前瑪莎·格雷姆舞團主要演員蘇珊·瑪克玲在美國西海岸過世。我突然收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在加州大學讀碩士學位的學生、加州長島大學舞蹈系代理系主任安迪·維卡的電子郵件：“明天，在蘇珊的追悼會上，我會讀你父親的一首詩。這本書是你在我畢業時送給我的禮物。這些年，在我教的即興課上，我總是用這本詩集。你永遠是我的舞蹈的一部份。”老爹寫舞蹈的詩，成為舞蹈創意的啟發，他繼續在發“光”。 詩人寫舞蹈的不多。這些詩讓我認識舞蹈之外，藝術更深的含義。這里我從《舞的意象》（古蒼梧翻譯）這本詩集中，選了三首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