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約撰稿 關軍） “廣場舞大媽”， 已經成為標簽化的群體指代，被置于異樣的目光中。 但是，她們到底是誰？她們為什么如此？她們為什么被如此對待？ 解讀廣場舞的密碼，或許藏于一代人的獨特命運。 對于一生拘謹、局促、柔弱的她們來說，由廣場舞而獲得的對美的追逐， 以及個體意識的解放，雖然是一種有限度的解放，卻值得全社會為她們起立鼓掌 安徒生童話《紅鞋》的主人公名叫珈倫，一個在極端貧寒中長大的孤兒，赤腳走路是童年常有的事，后來，她物質生活還不錯，從高級鞋匠手里買了一雙漆皮閃亮的紅舞鞋，著了魔一樣喜歡，會在一些被認為不合時宜的場合也穿上它。似乎是因此中了魔咒，紅舞鞋脫不下來了，而且迫使珈倫不由自主地跳舞、跳舞、跳舞，根本停不下來。 這當然不是一雙普普通通的漆皮鞋，它帶來況味復雜的故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渴望、補償、自由、懲戒……而“停不下的紅舞鞋”的典故，也隨之流傳。 現在，紅舞鞋的故事有了中國版本，在每個人群聚居區的難得的空地上，幾乎都有一群中老年婦女跳著整齊劃一的舞蹈，像是著了紅舞鞋的魔，再也不可能停下來。究竟有多少人穿上了廣場舞的“紅舞鞋”？有人以統計加推算的方式得出初步結論：8000萬到1億。即便這數字不夠嚴謹科學，有一點無須懷疑：廣場舞儼然成為了中國第一運動。 最近幾年，廣場舞熱鬧之極，強勁的聲浪不再僅僅產生于廣場上的電子擴音設備，它波及虛擬的公共空間，沸沸揚揚，連綿不絕。有一些議題，顯然被喧囂遮蔽了，比如廣場舞引發的代際沖突，比如廣場上體現出的集體無意識，再比如，隱于狂熱背后的、一代人況味復雜的命運。
如此之熱，又如此之冷 2012年秋天，湖南師范大學的青年教師黃勇軍引領學生們進行主題辯論，當關于自由主義的議題“意外”地進入廣場舞這個實例，竟引發了讓人驚詫的激烈辯論，而且遠遠超越了當日主題，涉及到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諸如自由的界限、法律的規制、公共空間的功能、老齡化、空巢化、城市化、陌生人社會、社交困境、性別趨向……辯論漫無邊際地展開，居然延續了幾個星期，黃勇軍索性提議：我們組建一個廣場舞研究小組吧。 課堂上的一次偶然引爆，讓黃勇軍看到了廣場舞話題的魔力，事實上，你我對這種魔力都不陌生。從“廣場舞”一詞在百度上的熱度可以看出——最近三四年間，它的出現頻率快速提升，雖然略有周期性的波動（在戶外活動更頻繁的夏季，“廣場舞”的熱度也更高），但總體上是一個持續攀升的超級熱詞。廣場舞引起廣泛關注，與“大媽”的迅速標簽化不無關系。 2013年4月，國際金價暴跌，媒體把參與搶購黃金的中國女性群體形容為抗衡金融大鱷的強大力量，并覺得這個群體的行事風格、思維邏輯不可理解，“中國大媽”一詞隨之誕生。很快，《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專門創造了英文單詞“dama”來指代這個群體，“中國大媽”和“大媽”自此成為火熱的話題，并且不斷出現在廣場舞相關話題中，人們使用這兩個詞匯時，也夾帶著各自的感情色彩和價值評判。 媒體總是熱衷于追逐社會沖突和非典型事例，于是廣場舞舞者在火車上、在高速公路上、在莫斯科紅場上起舞的視頻或圖片，以及她們被攻擊、被潑糞、被拘捕等報道，無一例外地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具備了超強的話題性，廣場舞幾乎成了吸引眼球的法寶。廣場舞舞者于一種“缺席”的狀況下被嘲弄、被消費，在媒體評論人李鴻文看來，她們處于話語權的絕對弱勢地位，這不公平。是的，在廣場之外，圍繞廣場舞的另一場狂歡持續進行，某種程度上，“大媽”、“廣場舞”等詞語已經遭遇了公共輿論的娛樂化、污名化。在《南方人物周刊》與新浪網聯合進行的網絡調查中，56%的人認為，“大媽”一詞在現有社會語境下帶有“可笑、奇葩”或“費解、不可理喻”的意味。 黃勇軍覺得“中國特色”的廣場舞帶有非常明顯的時代特征，也體現出轉型期社會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但奇怪的是，它長期被主流話語體系漠視，用黃勇軍自己的話表述，就是成為了一個怪異的“冷熱點”。 僅僅是因為“感興趣”，黃勇軍帶著幾個學生，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對身邊的廣場舞群體進行了研究，同為政治學學者的妻子米莉也參與進來。在中國的學術體系里，他們的研究近乎“不務正業”，不曾立項，也沒有經費。對于正襟危坐的學術界而言，參與者可能多達一億的持續被熱議的廣場舞，仍是一個盲點。 侯玉波是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的副教授，學術上的關注重點是群體心理和老年心理，但他之前并未意識到，廣場舞群體是非常合適的研究模板，他打算在新學期投入精力，“錯過這個時代，很難找到這幫人了 。” 與喧囂相比，深入的了解與理性的評判顯得非常稀缺。何止學界，那些熱衷于報道廣場舞新聞、熱衷于吐槽“大媽”的人，有幾個愿意把廣場舞舞者看作具體的人，去打量，去感知？ 林語堂先生曾說：“我們只有知道一個國家人民生活的樂趣，才會真正了解這個國家，正如我們只有知道一個人怎樣利用閑暇時光，才會真正了解這個人一樣。只有當一個人歇下他手頭不得不干的事，開始做他喜歡做的事情時，他的個性才會顯露出來……我們才會看到一個內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 對于中國的中老年婦女而言，她們的生活樂趣、她們利用閑暇時光的方式、她們當下最喜歡做的事，無疑就是廣場舞。為了看到這一代女性“內在的人”，《南方人物周刊》組成了專題報道團隊，制作了這樣一期特刊，與黃勇軍先生的團隊一樣，我們希望拋開偏見與浮躁，去尋找關乎世道人心的真問題。 我們覺得，廣場舞是一個合適的視角，一旦深入舞者的故事中，或許可以找到解讀共和國獨特一代的密碼。同時，為了呈現的立體感和豐富性，我們的目光也會觸及這一代女性熱衷的另一些群體行為。 與廣場舞舞者交流，她們會把跳舞的意義描述得簡單之極：為了健康和開心。在此之外，我們卻感到廣場舞有著更深層面的意蘊，涵蓋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心理等方面，我們認為這并非過度解讀。學者黃勇軍也認為：“廣場舞遠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簡單，它的存在、發展、繁榮、困境，有著諸多歷史性的根源和時代性的機緣。”
“不為人知”的一代 “放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觀察，則明顯感受到他們的整體命運始終伴隨中國現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幾乎每次社會大動蕩，他們都成為了主要載體，或者說是主要的犧牲品，凸顯出他們在共和國歷史中的實驗班角色。”學者米鶴都近年來致力于紅衛兵歷史的挖掘與研究，提出了“第三代”的概念，它包括了整個60年代正在讀書年齡的所有人，即形成了具有共同社會經歷、共同思想體驗、共同行為特征和共同歷史性格的一代人群體，“他們堪稱是當代社會的活化石，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參與廣場舞運動的中老年，其主體恰好與米鶴都所定義的“第三代”一致。假如你是一個生長于改革開放之后的年輕人，對于長輩的成長歷程、內心世界所知幾何？想要理解廣場舞對一代女性意味著什么，顯然不可能繞過她們的成長史。 在革命的旗幟下，這代人還是“祖國的花朵”的時候，幼小心靈已經被灌輸大量的階級斗爭的奶汁，為了具備高尚而純粹的社會主義新人的道德，他們不得不建立權威人格，不得不忽略個體意志，不得不壓抑真實情感，過一種帶有幻覺的人生，甚至真的相信自己的勇敢、忠誠與無私。 道德規范與真實人性多有背離，原本就是儒教文化的特征，在“第三代”的成長階段，政治教化使得這種背離越發嚴重。 “第三代”的受教育歷史，是殘缺的甚至是荒謬的，知識結構無從談起，審美趣味和精神生活乏善可陳。他們自幼就爆發式地參與政治，之后歷經了紅衛兵、上山下鄉運動、國企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米鶴都看來，他的同代人每一次都“落在歷史的凹陷處，被裹挾、被決定、被顛覆”，形成了特殊的“歷史性格”——懷疑、求實、圓滑、理想主義，復雜而鮮明。 我們采訪的多位廣場舞舞者都談到，她們不會看那些涉及悲情、苦難題材的影視作品，也不愿意回憶大時代帶給自己的諸多不幸，她們甚至不肯面對真實的自己.而在國家敘事中，那些有關饑荒、貧困、不幸、人性傾軋的歷史細節，往往被省略或淡化處理。“第三代”不為晚輩所理解，既緣于代際間的文化差異，也與這一代人的歷史尤其是心靈史的“不為人知”有關。 “第三代”的更大不幸是價值觀的幻滅，它會造成內心深層次的不安定和無所適從，最終形成的，是他們的極端實用主義。心理學學者侯玉波在受訪時談到，一般的社會，基本價值觀都是一致的，但我們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可能價值觀的變化太大，好壞的標準不明確。 當這樣命運跌宕的整整一代人，在并無多少信仰支撐和制度保障的情況下面對衰老、疾患與死亡，本身已經足夠令人唏噓了，可是他們還要額外承受這樣一些現實——傳統意義的家庭不復存在，熟人社會被遷徙破壞，人與人基本誠信匱乏，整個社會體系對老齡群體的“關愛”口惠而實不至。他們向誰傾訴自己的苦悶？中國式家庭以孝道壓倒一切，代際之間鮮有內心的理解、包容與溝通，因此，中老年群體的靈魂處境也是被漠視的、“不為人知”的。 除了“第三代”的共同命運，其中的女性還承受著另一層面的痛苦。在青春歲月，她們穿著與男性幾無差別的衣服，愛美之心被壓抑，“不愛紅妝愛武裝”，性別特征被殘酷地抹去，當各種禁忌一一打破，她們早已錯過了最應該光彩照人的年代。 真的是非常難得，當廣場舞出現在她們的生活中，她們的生命似乎一瞬間被激活了。 別放過廣場舞當中這樣一些元素：廣場、集體、擴音器、音樂風格、社交、圍觀、內部矛盾與對外矛盾，凡此種種，無不與前述提到的“第三代”的成長史、內心需求相呼應，我們可以從中洞悉一代人的內在命運、生活方式、思維邏輯、價值取向、心理特征……正如黃勇軍所說的：“‘廣場舞’的出現，以其所帶有的群體性、娛樂性、社交性等特征的獨特形式，有效地填補了這個社會與心靈的雙重真空地帶。” 每個廣場都是“解放區” 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的“廣場舞”算得上非常獨特的社會現象了，不過，考慮到“第三代”女性的命運與處境，你會覺得一切都是理應如此、必然如此。另一方面，即使沒有廣場舞，想必她們也可以創造出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和生活形態——任何一代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存在感。 某種意義上，廣場舞是一代女性在巨大失落中的自救。 中國人，長衫馬褂幾千年，男耕女織幾千年，唯我獨尊幾千年，然后轟隆一下，既有世界坍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始了。一百多年來，每一代中國人其實都處于失重狀態，但動蕩最大的，非前面所述的“第三代”莫屬。他們的一生，就如同見證了兩三個不同的時代，很難說這是幸運還是不幸。 黃勇軍試圖以“斷裂感”去描述廣場舞人群的身心境遇，他在論文《斷裂時代的自我彌合：廣場舞與當代中國人的意義世界》中寫道：“直至如今，近代以來就已經形成、并被改革開放所強化的強烈的社會轉型，所帶給當代中國人的沖擊與陣痛，仍然未曾獲得有效的消解與解決。廣場舞的出現、存在、發展、繁榮與困境，極為直觀地向我們展示出當代中國大眾是如何通過自己的方式，試圖消解自己所面臨的嚴重的斷裂感的，她們消解的方式，也體現出當代中國大眾所殘留的源自整體主義時代所形成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與生命態度。” 在一個眾人皆自顧不暇的社會，也只能自我彌合了。 我們用太多筆墨描述了一代女性的特殊際遇，描述斷裂與自救，那些舞者所代表的另一種情感不該被忽略，姑且叫它幸福感吧——有了“文革”的遭遇，見識了政治上的、物質生活上的雙重災難，她們對于當下的物質、文化生活倍加珍視。對于這一代人而言，現世即天堂，她們對鮮艷服裝、“新潮”音樂、歡快舞蹈的迷戀，就明顯帶有“時不我待”的意味。 廣場舞在當代的興盛，何止是一次自我彌合，我們甚至要說，它帶有一代人自我解放的意味。 舞蹈是人類表達情感的一種古老而普遍的方式，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民族和群落，包括中國的一些民族，都具備能歌善舞的特征，當然，漢族注定不在其列。假如你有過去蒙古族、維族、藏族聚居區旅游的經歷，或許遇到過這樣的畫面——來自內地的旅客得到一起起舞的邀請時，通常會推脫、扭捏一番，即使勉強登場，也每每手足無措。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在儒家文化約束下，千百年間，在一種自我壓抑的文化中，舞蹈遠離了普通漢族人的娛樂與抒情。僅僅成為廟堂上的儀式感十足的表演，卻遠離了普通漢族人的娛樂與抒情。全球最大的族群，生命中承載太多的保守、壓抑與內斂。 相對于這樣的民族性格與文化傳統，廣場舞難道不像是一次叛逆、一場日日上演的狂歡嗎？ 前蘇聯藝術評論家巴赫金曾提出著名的“狂歡理論”，他看重狂歡參與的自發性，“以民間方式組織起來的整體，外在于并違背它所處于其中的整個現存的強制性社會經濟制度”，“沒有舞臺，沒有腳燈，沒有演員，沒有觀眾……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種自由（任意）的形式。”巴赫金對狂歡的評價，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風靡全中國的廣場舞。 在北京復外社區一支舞蹈隊擔任領舞的董莉潔女士，就會從民族傳統的角度看待廣場舞的獨特價值，她覺得舞蹈進入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女性的文化生活，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廣場舞，在特定的時空里塑造了我們不熟悉的中國人，她們張揚、自信而活躍，以至于率團訪穗的澳大利亞悉尼市長克勞馥·摩爾大贊廣場舞，表示要設法將其“移植”到悉尼。 我們報道團隊中的曹露是23歲的女大學生，她對廣場舞進行了深入的田野調查，還加入長沙一支舞蹈隊親身體驗，無論身體還是情感上，她都經歷了非常愉悅的旅程，現在她已離開舞蹈隊，但是，“每次遠遠地聽到那些熟悉的旋律，都會立即變得興奮”，自然地，她也對“大媽”們的歡愉有更深的體會。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人類學碩士的王芊霓，獨自進行了廣場舞調研，她注意到，這些中老年女性熱衷于美的展示，也很在意異性的欣賞，談起這些時難掩愉悅和害羞的神情，“你會發現，她們和年輕女性沒有什么不同，荷爾蒙還在起作用。”同為女性，這讓王芊霓感觸頗深。 廣場舞當然有集體主義的痕跡，對于一生拘謹、局促、柔弱的中老年女性來說，還很難有勇氣進行非常個性化的舞蹈表達，她們需要團隊的形式，這才能以集體的形式表現自我。她們由廣場舞而獲得的個體意識的解放，是一種有限度的解放，但是，必須為她們起立鼓掌。想想吧，當一個大半生壓抑自我的人，終于喚醒了生命里某些更真實、率性的成分，該是多么激動人心啊。 我跳舞你介意嗎 注意到沒有，“隨身聽”的方式是進行人群劃分的有趣角度。當代城市青年，必然是戴著耳機，以至于我們都無法獲知他們藏在耳朵里的文藝趣味，而中老年人，即使不是為了廣場舞，也必然使用可以擴音的電子設備，它被拿在手上或置于車筐，把老歌、戲曲或電臺廣播散播到空氣中。 每一代人或每一階層的人，都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有的離現代文明規范距離遠一些，有的則近一些。“不擾民”當然是一條底線，但除此之外，問題要復雜得多。在事關廣場舞的爭議中，群體焦慮、文化沖突、代際沖突是顯著存在的，也是更需要去調和的。 關于廣場舞的新聞，大多起于居民與舞者的權益之爭，讓評論者李鴻文感慨的是，一旦置入公共生活的背景，爭議的主體就悄然轉換成年輕人與老人的代際沖突，至此，輿論就很難做到客觀、平衡，“話語權掌握在年輕一代手里，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代際沖突語境中的老人形象或多或少都有‘為老不尊’的意味。” 我們接觸的很多年輕人，因為居住位置的關系，并沒有直接受到廣場舞噪音的干擾，卻不影響他們對廣場舞的非議和吐槽。對于廣場舞的音樂、舞姿或整齊劃一的形式，他們具有一種審美上的厭棄，覺得低俗可笑，他們也不歡迎“大媽”們如此張揚地占據公共空間。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一些受訪者表示，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廣場舞中消耗過剩的精力，但他們還是從心里瞧不起這項活動。廣場舞舞者的成長史，以物質匱乏、政治裹挾、集體主義為標志，而他們的下一輩，大體可以標記為獨生子女、互聯網思維、消費主義，歷史上很少有哪兩代人的差異，會大到如此地步。也許是這個國家趕路的步子邁得太大，代際間的矛盾總是大到讓人錯愕的程度，而他們之間的溝通，又總是無從談起。 在心理學上，每一代人都需要通過否定上一輩來實現自我確認，但如果這種否定到了鄙夷與嘲弄的地步，顯然就不是合適的分寸了。無論社會轉型何等劇烈，上一輩人終究是我們的來處，是我們的母體，彼此在深層文化上不可分割。尤其別忘了，他們今天的“獨特”，是一種絕無僅有的宿命所塑造的。 米鶴都在他的書中對“第三代”有這樣的理解與同情：“在中國現代歷史的曲折進程中，如果不抱偏見的話，在代與代之間的比較中，他們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沒的同齡人的基數比任何一代都高。”媒體人彭曉蕓也在一篇評論里寫道：“了解‘廣場舞’的時代背景，年輕人或許就能夠對廣場舞多一些體恤包容之心。在急遽變化的時代中，尤其是在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革中，最為無所適從、最為飽受煎熬的，恐怕就是這批與原生熟人社會分離但觀念上卻又沒有完全切割的老年人。” 廣場舞舞者當然存在著自身的局限，即使不是因為跳舞，她們與其他族群也存在著價值觀、行為邏輯、品味上的各種沖突。但是，廣場舞在國內成為非議與嘲弄的焦點，甚至“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這樣的說法大行其道，還是暴露了當下社會文化中的問題。中國互聯網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吐槽”盛行，對于非我族類的過分否定，事實上是內心焦慮的一種體現。在焦慮這一點上，當代中國人雖各具特色，但也都“病”得不輕。《新周刊》最近的封面專題就表明這樣的觀點：迷戀廣場舞是中老年排解孤獨與焦慮的體現，迷戀自拍的年輕人何嘗不是？ 因為在紐約日落公園違反規定，一位廣場舞領舞曾被警方控制并傳喚，此事在華文媒體引起軒然大波，但是人們沒有興趣了解故事的后續——跳廣場舞的中國女性，事實上已經改變了紐約日落公園的生態，在完成了細致的采訪后，我們的特約記者鄭惠文發現，“大媽”沒有為自己爭取什么，或者說她們也不知道如何爭取，卻依然可以自由地繼續按照自己的既有模式跳舞。比起舞者所作的微小調整（適當控制音樂的音量），公園管理者和附近居民的讓步顯然更大一些，在此范例中，美國文化呈現著它的包容性。 在這期特刊中，為了表述嚴謹，也為了體現尊重，我們在正常敘述中會把廣場上跳舞的女性們稱為“女士”而非“大媽”。我們相信，文化沖突與代際沖突都一樣，最終將以相互的包容和妥協來維系基本的平衡。 法國世界杯有一首著名的主題曲，《我踢球你介意嗎》，比起人們對廣場舞的介意程度，踢球實在不算個事兒。無論舞者還是旁觀者，如何恰當地對待突然闖入生活的無法停歇的“紅舞鞋”，在未來若干年都將是值得玩味的課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