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北京當代芭蕾舞團的兩個舞蹈《野草》和《棱鏡》將在東方藝術中心演出。前天，作為該舞團團長兼藝術總監的王媛媛在上海接受了小范圍的媒體采訪。今年6月，王媛媛帶著這兩部作品在國內做首次巡演時，就選擇了上海做壓軸。“我覺得上海是最容易開放地接受我作品的城市。”她如是說。 

　　借用舞蹈來吶喊

　　王媛媛的舞蹈基本都改編自文學作品。早在2009年，她就有改編魯迅作品的想法。最開始她想做小說集《彷徨》，但在解讀過程中發現，還是散文詩集《野草》最適合溝通。散文寫意，注重表現意識和內心，《野草》的哲學觀和思考方式，與現代舞的表達非常相似，因此現代舞也是把這部作品轉變為藝術進行解讀的最好方式。王媛媛說，因為都是抽象表達，在改編時，她能感到自己的某部分靈魂與魯迅的接近和碰撞，“如果他能看見的話，這種力量是可以帶給他的。” 

　　在王媛媛眼中，魯迅當時是走在時代最前面的人，他對白話文有開創性的貢獻，提倡有選擇的“拿來主義”，他的思想若放到當代也能適用。我們現在經常考慮的社會和生存的意義，也都能在他的文章中找到隱喻，“他就是當代。”王媛媛很肯定地說，“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也有同樣的態度，借用舞蹈來說話和吶喊，這種思考不能停止。” 

　　去年，王媛媛開始有明確的想法要做《野草》。它分三個樂章完成，彼此相互獨立。第一樂章“死火”于今年5月在丹麥制作，并在丹麥皇家劇院首演；第二樂章“影的告別”、第三樂章“極地之舞”分別用一個多月時間完成。《野草》現在已被2014年紐約“Next Wave”國際藝術節提前邀約，而在國內首演《野草》，王媛媛的感覺不是興奮，而是能感到某種“出生”的喜悅。 

　　“最可怕的是沒態度”

　　此前，王媛媛已改編過古典文學《山海經傳》、《牡丹亭》和《金瓶梅》，她說自己看書都是瞎看，什么都看，但在決定創作某個方向的作品時，會更專注、有選擇地閱讀。“在某段時間，你會覺得自己的生活和某部作品有所連接，這也是文學的魅力，它對靈魂的影響是永遠存在的。在某個階段，如果我因某部作品產生思考，而且它對我的創作有影響，那我選擇題材就會朝那個方向走。”

　　在改編時，王媛媛并不擔心舞蹈創作，反而介意對文字內容的理解和從中提煉出的意境是否有偏頗，“我最擔心的就是這種思考做得對不對。在對文學作品改編時，文學即使放在舞臺上，也還應該是靈魂。”

　　去年，王媛媛應香港藝術節委約創作《金瓶梅》后，接到了內地演出公司巡演邀請。然而，由于演出機構的炒作，引起了超出預料的反響，這也讓王媛媛開始承受巨大的壓力，舞團第一次內地巡演計劃，也在爭議中中止。

　　對改編舞蹈《金瓶梅》引發的風波，王媛媛態度淡然，她認為那是好事，證明大家都在看，有自己的思考和態度，“最可怕的是沒態度。” 如果一部作品能帶觀眾思考，“帶動”這件事本身就很有力量。她不是那種別人說“不好”就不高興的人，也不會覺得委屈，即使有也是順其自然。她接受生活帶給她的所有“好”與“不好”“，很好”的時候她也會感覺害怕，“因為突如其來的好不會長久”；對于“不好”，她也會接受，“因為不好不會永遠不好”，生活就是一個過程，我們就是在過程中反反復復去經歷。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王媛媛說，《野草》中的這句話，正好體現了她在自己的作品被懷疑時的某種心態，“那是我對整個人生都有所思考的態度。” 

　　以國外名氣帶動國內市場

　　差不多十八九歲時，王媛媛開始接觸現代舞，那時她在北京舞蹈學院編導專業學戲，師從現代舞教授王玫，自此，王媛媛腦中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她稱自己小時候學的是民族舞，總是穿花衣服，越漂亮越好，但往臺上一站，就像布景，完全沒有自己的思想和名字。接觸現代舞后，能讓她感覺是用頭腦在做舞蹈，“我不需要任何裝飾，只需要思想和態度站在上面。” 

　　2008年，王媛媛聯合舞臺視覺藝術家譚韶遠、韓江組建了北京當代芭蕾舞團，那時，她已是國內第一個贏得四次國際最佳編舞大獎的中國編導。舞團雖以“芭蕾”命名，但更多時候，是在以現代舞的方式演繹思想，芭蕾則是好看的技巧和點綴。成立至今，王媛媛推出了十部作品，一年以近三部的速度在創作，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創作數量和質量也是驚人的。 

　　北京當代芭蕾舞團大多數時間是在國外演出，走過了15個國家，30多個城市。“因為國外的演出邀約比較多，而且日程都是兩年前就已預定好，有些作品還沒上演就被邀請了。”而此前舞團被紐約布魯克林音樂學院、肯尼迪藝術中心、英國沙德勒之井劇院等邀請演出，也為其積下良好口碑，獲得了國際演出上的“通行證”。 

　　但在國內做演出，王媛媛表示，并不是那么容易，一則國內的現代舞觀眾沒那么多，二則做現代舞的劇院和經紀人也較少。以國外的名氣帶動國內市場，是北京當代芭蕾暫定的演出策略。而舞團一年演出100場，是王媛媛心中較為平衡的理想狀態，既能解決舞團生存問題，也不會因為太忙影響每年幾部作品的創作。 

　　現在，舞團只能做到每年在國外演出近30場，“做現代舞團很難，需要精神寄托，要像宗教一樣，用虔誠的感覺和態度來做。”但在創作和演出的同時，王媛媛認為，還是應該抽出時間去接近觀眾，“大多數舞者是很自我的，但在表達自我的感覺時，應該去跟觀眾溝通，伸出手去拉他一把，你不伸手，別人不會去接。” 

　　王媛媛有時也會向朋友抱怨，如果不做這個團，她的生活會輕松許多。但如果放棄不做，王媛媛輕微卻倔強地說，“損失的不是我個人。我還可以繼續所有的創作，但舞團不存在了，就有一個什么東西消失了。” 

　　“我真的不想用‘堅持’這兩個字，因為一用堅持，就好像很辛苦。” 在輕聲細語中，能感受到王媛媛的某種堅持和抗拒，“一個純粹做藝術的民營舞團是非常難的，這些年舞團能夠生存下來，我自己也很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