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1947年出生于臺灣嘉義，后赴美攻讀寫作，并開始正式研習現代舞。1973年，他創辦了臺灣第一個現代舞團――云門舞集。在其后的三十年中，這個舞團推出了一百五十多部舞作，在世界各地公演了一千多場，成為國際一流的舞團。而林懷民本人，也被稱為“亞洲最重要的編舞家”。

林懷民的曾祖父是清朝秀才，父母親都是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從小就對各種藝術耳濡目染的林懷民尤為喜愛舞蹈。不過，囿于當時閉鎖的環境，他不得不用文字來抒發創作激情。這樣的逃避一直持續到了1970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研讀寫作時，他選修了一門在日后影響他一生的藝術課程，那就是現代舞。

楊：其實你學舞蹈的時候已經二十二歲了，這不是一個學舞蹈的年齡。

林：我非常地認真，然而很笨。因為身體骨架子都已經成型了。所以那個時候我在等地鐵等巴士的時候，我腳就掛起來了。

楊：掛在哪里啊？

林：掛在任何一個有桿子的地方，因為年輕的時候不服輸，所以就這樣子把事情拆開來重來。

林懷民沉醉于研習各種現代舞技藝，他先后學藝葛蘭漢姆等現代舞名校。1972年夏天，他放棄了可能成為美國職業舞者的機會，回到臺灣。半年之后，他提出“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的口號，并用久已失傳的黃帝時代的舞蹈“云門”為名，創立了臺灣，也是華人世界的第一個現代舞團――云門舞集。

楊：你真正學習舞蹈的時間也就只是在美國的幾年而已，那么一點點積累就足夠你用三十年嗎？

林：我覺得很幸運的是兩件事情。一是我在美國學了舞課就回臺灣，我等于跟世界的舞蹈的中心是隔絕的，我只好自己想辦法，所以做出來的東西現在世界上認為是風格非常獨特。另外就是我所碰到的舞者、工作人員。因為云門是臺灣第一個職業舞團，當時在這個社會事實上沒有這樣的職業，是我們自己想做這個事情才開始來做。而那個時候有幾位舞者家里反對，在經濟上面完全斷絕關系，他們真正是餓著肚子跳舞。所以人家問我說，進云門有什么條件？我說單單喜歡跳舞是不夠的，他必須非跳舞不行。

楊：可是在你青少年的時代，一個很好家庭背景的男孩子去跳舞，仍然是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當時社會和家庭的壓力有多大？

林：我要成立云門的時候，我父親跟我講一句話。他說，舞蹈是所有藝術里面最偉大的，因為是用人的身體。可是你要知道這是一個乞丐的行業。所以后來他們也沒有錢資助我。

楊：你能說說《薪傳》這個舞蹈嗎？

林：《薪傳》是1978年排的，它是講我們的祖先從大陸渡海南來，然后開拓臺灣的事情。想做這個舞的時候，最難的一件事情是我們的祖先怎么跳舞？那一回我就把所有的舞者請到了河邊去。河邊有很多的大石頭，我讓他們在石頭上走路、跑步。所有這些就是訓練舞者很低的重心，這一個舞變成是臺灣第一出以臺灣歷史為主題的一個劇場演出。這一路過來事實上有很多的摸索和掙扎。我覺得我像個垃圾筒，我什么東西都喜歡一點兒。垃圾筒也常常會有很奇怪的花長在上面，蠻肥沃的。

生活給了林懷民取之不盡的靈感來源。正如他所說的：“沒有編不出舞的問題，只有生活枯竭的問題。”進入八十年代，云門不僅憑借著其獨具中國氣質的現代舞作在國際舞壇嶄露頭角，同時帶著“藝術不分貧富”的觀念下鄉演出，然而，就在人們的一片贊譽聲中，云門卻突然停止了前行的腳步。

林：1988年的時候，表面上我們是說財務經營不下去了。實際上財務的問題從第一天就有，只是忽然間沒力氣再去找錢。

楊：為什么呢？有沒有什么事情特別地刺激你？

林：有，八十年代晚期的時候，臺灣變得非常地拜金，有一陣子很有趣，整個臺北的那些咖啡廳統統變成叫做“金可樂”、“金池塘”、“金工業”或金什么的咖啡廳。

楊：那有什么關系？大家多賺點錢可能還多捐給你一點。你就編自己的舞蹈好了，你管別人喝“金咖啡”干什么呢？

林：可是那個時候覺得社會沒希望，文化沒出路。你忽然覺得沒有力氣。我覺得臺灣在七十年代晚期八十年代初期年輕人最漂亮。營養足了，手頭上有一點點錢。很樸素的衣服，可穿起來每個人都有精神，眼睛亮亮的。然后八十年代晚期到現在，我們看到所有的電影明星長著一個面形。那所有的年輕人，你看不到他眼睛，你看到是頭發、耳環、衣服將他整個包裝起來。

楊：你剛才說一個社會大的環境和風氣，有沒有什么事情突然讓你說，我今天決定不做了？

林：我1986年第一次到了巴厘島，巴厘島的朋友覺得我走路走得太快，我講話講得太大聲。巴厘島的人從來不摘花。我說，為什么不摘花？他們說，花留在樹上開得比較久。所有東西都慢慢在做，非常精心地在做，從做事情中間得到快樂。

楊：那你是覺得在云門當時沒有那么多快樂？

林：我應該這么說，相對巴厘島而言，漢族社會是另外一套，儒家的東西要我們不是立業就是立言，你總得有個目的。那個目的性非常匆促。所以我在巴厘島的時候常常發呆，然后開始想人有很多種的走法，你一定要這樣走嗎？

楊：那你想干嘛？出家？

林：不，我覺得要想一想。我們用兩年的時間來安排好職員，安排好舞者，當我們1988年停掉的時候，手上有八國邀約，可是我們不去了。因為去完了以后，還是在原地踏步走。那我也覺得我為什么這么沉不住氣，我要檢討。

暫時卸下重擔的林懷民開始四處游歷，他先后來到了祖國內地以及印尼、印度等地。漸漸地，他的心安靜下來了。而此時人們也都在等待著云門的再次幕起。

楊：那為什么1991年又決定要重新開張？

林：因為回到臺灣還是沒有一個舞團，我也著急，真正給我很大的刺激是我1990年回到臺灣。第一天我乘計程車，司機很關心地問，云門為什么停掉？我就跟他說，這樣那樣都很辛苦。他一路表示很理解，安慰我鼓勵我。然后下車的時候，他就跟我講，林先生，我們每天在臺北街頭開車跑來跑去賺生活也很辛苦，每一個行業都很辛苦。可是臺灣沒有云門很可惜，我們也覺得很寂寞。我下了車，他跟我大喊：林老師，加油！我就愣在那里不敢動。

楊：你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還是有意義吧？

林：我始終覺得財富上的公平是永遠不能達到的，可是如果大家精神上的生活能夠到一個水平。說不定一個工人住在十幾平方米的房子，可是耳機戴起來，聽到貝多芬那樣浩蕩的交響樂，他心胸會變得非常寬大。所以云門長時期來到鄉下去演，做戶外公演的道理也在這里。我們一再地證明：世界上沒有不夠水準的觀眾，只有不夠水準的演出。

楊：但是最早云門舞集在臺灣演出的時候你還曾經因為觀眾中有人用閃光燈拍照，讓演員們落幕重來一次。你對觀眾那么兇干什么？

林：我記得云門第一場演出，我上臺坐好還沒有開始動，有人就用鎂光燈一拍。我愣了一下，就抓起我的舞伴大步大步往后臺走。觀眾就很安靜。然后我們宣布說，已經說過不要拍照，拍照對表演的人很危險，因為我們的動作常常很快，忽然間這么一閃會破壞整個燈光、音樂，而且影響其他觀眾的欣賞。啊，全體觀眾拍手拍了三分鐘。

云門曾經有過這樣的傲人經驗：在一場有八萬觀眾的戶外演出散場之后，遍地不留下一片紙屑。在林懷民看來，“這種寓教于樂的道德影響，可能更大過于表演本身的意義。”1993年，云門把他們的經典舞作《薪傳》帶到了內地。

楊：你去看內地的舞蹈學校、芭蕾舞團還有各種舞蹈團體，會覺得那邊的演員都非常整齊，高矮胖瘦五官美得不得了。到那兒去云門團員們會不會有一種自卑的心態？

林：我想我們沒有這個問題。倒是聽說北京有些舞蹈演員看到我們在上課說，呵！冬瓜跟西瓜來了。

楊：什么叫冬瓜、西瓜？

林：就是舞者高矮不齊。但事實上我喜歡每一個人長的樣子、每一個人動作的方式都有他的個性，我不喜歡千篇一律，如果每一個人長得都一樣高挑。我覺得他們很完美，光站在那兒就好了，不要跳舞了。

楊：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就是這樣一個也許在某些專業人士看來很簡陋的排練場所，一些高矮參差不齊的表演隊伍卻可以每年都推出新作品。而反觀內地那些所謂很專業的舞蹈團體，卻為了每年要排出新戲絞盡腦汁。你說青黃不接也可以，你說它是一個轉折期也可以。到底應該往哪個方向去探索？你也許能夠幫他們出出主意。

林：其實我看內地的舞蹈演出不多，可是我相信時代是到了一個轉捩點：從國家養的團隊現在變成要自負盈虧，而外面的誘惑也很大，尤其對于年輕舞者來講。

楊：對，他們可能去給一個歌星或者一個歌廳伴舞的收入要比他們演舞劇的收入要高得多。

林：我覺得賺錢是天經地義的，因為每個人都要過他要過的日子，問題是你賺了錢以后是要做什么？我想這有一個尺度。那想跳舞的人，只有一路跳過來，你留下來的汗水會證明你是喜歡跳舞的，但是你要看清楚你到底現在要多賺幾千塊呢，還是要跳舞。

楊：你覺得這兩者之間就是這么殘酷的一種選擇。

林：因為跳舞跟編舞這個事情是有時間性的，你到了三十五歲，也許你賺的錢夠了，你體力已經不行了。世界上很多編舞三十歲以前沒有代表作出來，原由就在這里。所以時間是非常可怕，非常殘酷的。

楊：我相信您是非常想單純地做藝術，但是有的時候藝術也會不自覺地被做一些政治化的解讀。你對此怎么看呢？

林：因為我是個作家出身，我很了解，如果要對政治發表意見的話，寫文章很明白很直接；而舞蹈這個藝術，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很曖昧。它可以有種種解讀，所以用這個來做政治化的圖解是很笨的事情。

1994年，林懷民推出了他的又一部經典之作《流浪者之歌》，靈感來源于他在印度恒河岸邊對生死的領悟以及童年時對稻谷的記憶。當然，還有年輕時母親的建議：“排一出緩慢的優雅的舞作。”

林：《流浪者之歌》是用了俄羅斯的喬治亞的民謠。與其說在講什么故事，倒不如說在講一種安靜下來的心境。可是那個時候我找不到音樂，急得不得了。結果我到了維也納，一個朋友給我一個卡帶，他說這個音樂不錯你聽聽。我一聽就是。可是他是從唱片拷下來的，很吵，不行。那么這個唱片是莫斯科出版的，所以我們就寫信到俄國唱片公司去買，卻沒有回信。后來我到了紐約，花了整整一個禮拜去找那張唱片，找不到。臨行忽然想起紐約有一個俄國書店，我就打電話去，旅館電話貴得不得了，可是我一定要打。一個老太太告訴我說，我們以前有的，讓我去看看現在有沒有存貨。她讓我等了二十分鐘。

楊：你就想這電話費哪！

林：是啊，可是我覺得這是最后的機會。她二十分鐘回來，說還有一片。我飛車過去買了唱片。結果到最后這個舞之所以感動人，是因為舞者打坐，更因為有那個老太太給我那張唱片，這個音樂感動了人。所以一切都很值得。

楊：林先生，能不能在采訪結束之前，給我們描述一下你在事業當中最快樂或者最幸福的一段時間？

林：我想沒有那樣一段時間，可是我常常在生活里面有那樣的安慰。譬如說“921”大地震之后，我們到災區去演出。有個地方叫東勢。我們演完了以后出國，然后回來還是想那個地方的人，所以我們又到那邊去做了一場戶外公演。那個地方的人口差不多兩萬左右，可是那天晚上來了三萬人。等到演出結束，他們居然站起來拍手，三萬人的掌聲像海水那樣滾著。很有趣的是，原先我覺得我們來好像想為他們做些什么，結果反而是他們鼓勵了我們，用他們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