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9年大型舞劇《絲路花雨》問世至今，我省當代敦煌舞臺藝術曾幾度輝煌，不僅在國內摘取頂尖大獎，而且在世界舞臺上展現了東方瑰寶的魅力。 從洞窟到舞臺 1977年，甘肅省歌舞團在省委宣傳部支持下，成立了以趙之洵、劉少雄、張強、許琪、朱江、晏建中等為成員的創作班子，進駐敦煌，后又多次奔赴敦煌，目的是尋找創作靈感。始料不及的是，莫高窟的藝術寶藏使他們大開眼界，敦煌研究專家的研究成果與他們創演節目的想法發生碰撞，產生了新思維的火花：即在前人研究描摹基礎上選擇敦煌壁畫和雕塑的舞姿片斷，將這些舞姿片斷變為有情感變化的舞蹈重現于藝術舞臺，這也就是“再生”的編舞思路。從洞窟到舞臺，不僅催生了一出具有震撼效果、獲得中國頂尖藝術大獎的舞劇，而且突破了對古代文物單純的保存、修復、研究的固有思路，對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開發利用提供了新的經驗。而居于舞劇核心的形體語言更是以再現敦煌藝術瑰寶神韻的方式，促動了新舞蹈流派的形成，探尋出一條發展民族舞蹈的新路。 “敦煌”舞蹈流派的形成 新的藝術思路一旦打開，便會催生無盡的藝術之花。甘肅省歌舞劇院接續演出了《箜篌引》《飛天》《潯陽遺韻》《俏胡女》《天姿馨曲》《西涼樂舞》《凌波舞》《唐韻胡旋》《反彈琵琶》《敦煌古樂》等，西北民族大學教授高金榮創編了《千手觀音》《妙手反彈》《大飛天》《歡騰伎樂》《長沙女引》等，甘肅省歌劇院創演了大型樂舞《敦煌韻》……這些演出使敦煌舞蹈流派得以完善與發展。人們驚呼：舞自敦煌來！自《絲路花雨》以來的數年間，已經形成了敦煌舞派，“反彈琵琶伎樂天”造型成為“敦煌舞”的經典標志。 伴隨著大批敦煌舞蹈節目的演出，敦煌舞蹈流派的研究和傳播工作逐步納入正軌。在研究者筆下，敦煌舞蹈流派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少研究文章對敦煌舞蹈流派進行了專業論證。如許琪《試論敦煌壁畫舞蹈動律特點》、賀燕云《對敦煌舞體系的認識》、金秋《敦煌舞的文化傳播》、史忠平《敦煌藝術的特殊性及其在高校藝術教育中的重要性》等。而高金榮的《敦煌舞教程》、賀燕云的《敦煌舞蹈訓練及表演教程》、史敏《敦煌舞蹈教程》等這些引人注目的敦煌舞蹈教材，更證實了敦煌舞蹈流派的存在與發展。 再創新的輝煌 繼舞劇《絲路花雨》之后再次進行突破和刷新，創造新的輝煌的是蘭州歌舞劇院編演的《大夢敦煌》與敦煌藏經洞25首手抄樂譜的破譯。 《大夢敦煌》是繼《絲路花雨》之后再次引發轟動的大型舞劇，一樣囊括了多項大獎，并出國演出創匯。該舞劇突破了再現敦煌藝術瑰寶的“絲路花雨”模式，將舞劇表演的兩個層面—現代與古典、生活與藝術完美組合在一起。劇中人物畫工莫高、大將軍之女月牙、大將軍的單人舞、雙人舞、三人舞以現代舞為主，糅進芭蕾與中國民族舞姿。舞劇另一層面以群舞為主，顯現了劇中人生活的時代與莫高窟濃烈的藝術氛圍。如第一幕月牙泉邊眾仙女舞，第二幕莫高窟前民間藝人舞，第三幕軍陣前羯鼓舞，第四幕莫高窟中“千手觀音”舞、飛天舞等。正如眾多評者所論，這種編排方式成功地實現了中國文化傳統精神與當代舞劇觀念的碰撞與對接，創造了敦煌舞臺藝術新的輝煌。 甘肅省歌舞劇院樂師席臻貫花費了十年時間，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敦煌藏經洞的25首手抄唐代琵琶樂譜進行了成功破譯，1992年10月出版的《敦煌古樂》一書和音響CD盤，為世人解讀這一“敦煌學之謎”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新成果。其后，許琪、張聚芳、張強等依據古樂進行二重創作—進行詩、舞、樂三位一體的全面藝術復原，分四場搬上舞臺。節目在1994年作為第四屆中國藝術節的開場戲大放異彩，1995年后演出時更名為《敦煌樂舞》，在中國香港、日本等地演出十分轟動。 敦煌舞臺藝術全面開花 30多年來，隴上敦煌戲劇這片園地也分外繁榮，形成了敦煌舞臺藝術全面開花的大好局面。先后有四幕兒童劇《九色鹿》、隴劇《敦煌魂》、秦腔《茸寶記》、京劇《絲路花雨》、雜技劇《敦煌神女》問世。 縱觀這批凝聚著編演人員心血的戲劇，可說是各辟蹊徑，別有洞天。不過，戲劇的音樂、表演在對敦煌洞窟藝術的繼承、發展上還很難像舞劇那樣找到創新的突破點，各個不同劇種也很難找到共同的連帶體系，從而形成某種發展潮流。當然，從哲學藝術史的發展和繼承的眼光來看，雖然舞蹈與戲劇都是舞臺藝術，但戲劇屬于聲腔藝術，與舞蹈分屬兩種門派。古代沒有今天的錄音設備，昔日的戲劇音樂無論多么美好，我們今天都無緣收聽。換言之，敦煌洞窟的雕塑和壁畫可以為今天的舞蹈家們記錄無數個古代舞蹈動作的美好片斷，而敦煌戲劇缺乏“再生”的參照母本，其繼承與發展的難度更大。 但不管各類藝術門派的高低長短如何，它們所共同造就的甘肅敦煌舞臺藝術的繁榮與輝煌是空前的，也是后人所不應忘記的。 作者：劉 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