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曹誠淵出生在香港的一個商人家庭，一路規矩長大、被家人寄予厚望，中學畢業即赴華盛頓大學學習工商管理，誰料大學期間，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了現代舞，此后命運也發生了逆轉。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做現代舞的拓荒者，到今天成為北京、廣州、香港三家舞團的藝術總監，再到近些年的多個現代舞周活動，他由一個半路出家的現代舞編導變成中國現代舞頗有影響力的幕后推手。

　　曹誠淵策劃發起的第一屆北京舞蹈雙周剛剛落幕，接受本報專訪時，他感慨自己和現代舞有幸參與到中國變化的時代里，“在我之前有很多前輩都在努力，卻沒有成功”，但他也表示“如果時間重來，我處理某些事情會更聰明”。對于中國現代舞的未來，曹誠淵說：“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么事，但我知道一定會越來越開放。”

　　北京舞蹈雙周

　　演出票房比想象中好

　　新京報：剛落幕的這次北京舞蹈雙周是你在北京、廣州兩地做過的舞蹈周里規模最大的一屆，做完后有什么感觸？

　　曹誠淵：去年五月我們開始籌備。這次大使館和媒體給我們很多幫助，外國舞團都是大使館資助的，不然我們沒這么多錢。

　　這次的規模和形式跟過去8年我們做的廣東現代舞周相似，只是以往只有演出，沒有別的，而且只持續一周。

　　新京報：演出票房怎么樣？

　　曹誠淵：比想象中好，周末的場次都能賣出八九成。這次因為有很多人是來參加舞蹈營的，四千多塊的學費里有一周的舞蹈課，還包括了兩周19場演出票，有一半以上觀眾買這種套票。

　　新京報：我注意到這次叫“北京舞蹈雙周”，而不是“現代舞雙周”，和以往不太一樣。

　　曹誠淵：對。以往中國最主流的好像就是中國的傳統舞蹈，事實上在任何一個國家，講到“舞蹈”就是指現代舞，美國、倫敦舞蹈節，都沒有說是“現代舞節”。你看舞蹈是看現在的舞者在跳，它有很強的時代性，是一種現代藝術。如果僅僅說“現代舞”，反而把我們自己邊緣化了，顯得我們底氣不足。

　　現代舞環境 有的國外媒體很炒作

　　新京報：這兩年國外媒體對中國現代舞給予不少關注和認可，《紐約時報》今年就有一篇文章說現代舞在中國發展自己的語言。

　　曹誠淵：國外媒體有些是很炒作的，有時中國的藝術家是很單純的藝術心態、不太了解，感覺有外國記者訪問就很不得了，我在美國待的時間比較久，反而比較有戒心。

　　廣東現代舞團建團時，美國《新聞周刊》來廣州看我們演出，回去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竟然開始發展現代舞了，他們發展的現代舞是什么不重要，就好像我們看見一條狗竟然說話了，這是多么驚奇的事情。我看了很生氣，他們是高高在上的。

　　很多中國年輕的藝術家會覺得很開心，我也很難去說什么。因為語言不通，很多時候外國人的文章，真正的意思在底下，是比較微妙的。我們要不卑不亢，我們只能代表自己。本來現代舞也只是很個體的，沒有哪個舞團能夠代表中國。現代藝術強調“個人”，但不是“目中無人”。

　　新京報：你對當下的文化環境怎么看？

　　曹誠淵：過去十年都是“向錢看”，這也能夠理解，我們封閉了那么久，一直都不想錢，突然間被扔到市場的環境里，現在的狀況只是大家浮躁心態的呈現而已。

　　用賺多少錢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功，這是不健康也很無奈的事。每個社會都要經歷這樣的陣痛，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有，那時香港叫“文化沙漠”，后來漸漸開始有文化有藝術了，相信大陸也慢慢會有不同的變化。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我拿相同的錢去投資炒股很快就能賺錢，但靠藝術賺錢是不可能的，這種想法也不利于文化發展。

　　個人發展

　　賣東西做舞蹈？怎么可能！

　　新京報：當年你為什么沒有專心扎根在香港耕耘那塊地，而要來大陸做？

　　曹誠淵：是城市挑選了我，我來推動一把而已。我有經驗，有金錢，可以出很多主意。與其拿這些錢一個人環游世界，我更希望帶著幾個舞團一起環游世界。

　　新京報：你為舞蹈做這么多事，錢從哪里來？

　　曹誠淵：北京雷動天下舞團有香港基金會的資助，還有我自己家里賺的錢；香港城市當代舞團有香港政府的資助；廣東現代舞團有廣東政府的資助；北京政府也給我們很多支持，會派我們去演出，還有文化創意產業基金。有的報道寫得很煽情，說我賣掉很多東西去做舞蹈，拜托！我是學工商管理的，怎么可能！

　　我的學習背景很有用，工商管理是教你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資源，不是單純為賺錢。比如舞蹈雙周，我們有人、有媒體支持，有大使館、文化機構和基金會資助，接著就去計劃怎樣利用這些資源達到最大效果：怎樣請到最優秀的舞團、達到最有效的宣傳、讓觀眾用便宜的價格看到豐富的節目。我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在我們能力承受的范圍內把舞蹈推廣出去。

　　新京報：所以你現在的生活是一邊處理家族生意，一邊推廣現代舞？

　　曹誠淵：應該說我是一邊處理我的家族生意，一邊在享受生活。

　　采寫/新京報記者 陳然